岁末年初，参加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2012“新年期许”论坛，正逢朱敏先生的对话力作《转型的逻辑》一书出版，书中收录了本人2011年的拙作《国企改革•破局需要新思路》一文，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但要完整表达自己关于国企改革和对于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和思想，还有期待于《改革的逻辑》一书的出版。当然，《价值中国》和其他一些媒体已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不能出版也可，能够出版更好，这也就是2012的期许之一吧。
期许之二，是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2012“新年期许”论坛的一点感想和收获，能够对新的一年工作有所帮助。各位专家的发言和论文视角不同、观点各异，甚至不乏尖锐对立和相当激进的言辞，尤其是关于宪政改革的一些观点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也与经济体制改革无法分开，但给我的直接感受是：任何一个改革的理念的形成和发展，要在学者之间达成一定共识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要让芸芸众生产生基本共识。但有关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理念还是给我以强烈的震撼。
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从韩寒的“革命、民主、自由”三文谈起，讲到中国目前应“加快改革，避免革命”时指出：“先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国家”，而改革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正义：“即给穷困无告者以实质平等，给有才华者以机会平等，给所有人以自由生命的尊严”。至于怎么给，则需要改革。
又如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在续改革梦”中谈到的六个方面的重要改革：一是所有制和企业制度的改革；二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三是金融体制改革；四是财税体制改革；五是土地制度和社保制度的改革；六是应思考体制改革问题，我理解包括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樊纲教授与多数参会专家的观点不同，对未来中国发展持较为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二十年、三十年的良好发展势头。对此，我对樊纲教授的基本观点赞同，但他对国企改革和征收房产税的观点我持异议。尤其是“征收房产税可以有效抑制投机”的观点忽略了基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樊教授的文章中只字未见其合理性的论述，令人遗憾，也让人心服口服。
再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先生对于2012改革方向的期许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此观点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其中，即建立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对此我无更多的发言权。而我最关注的是如何壮大社会，而壮大社会应该从目前最容易切入的行业协会开始，即在目前不能实现结社自由、党禁不能放开的现实情况下可放开行业协会的登记准入，真正取消业务主管部门这道枷锁，这也是我对2012年的期许吧。至于回归市场更是理性荐言。要说2011年最违反市场的经济学常识应该数“限购”了吧，且不说这种调控效果如何，但“限购”则明显地限制了人才自由流动，限制了人口自由迁徙，限制了人们对财产的使用权，其后果则是十分严重。
还有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关于民主、法制改革方面的真知灼见，尤其关于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自成体系的研究观点，虽然超前，但不乏理性的光芒和火花，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而且促使我面对2012年提出如下一句话：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理性地回首。当然，2011年需要回首的事情很多，但没有必要与人分享。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和观点我还是希望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关注，并热切盼望这方面的改革有所突破。这算是2012年的又一期许吧。如果要有一个题目，那就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再思考”。
2011年国企改革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实属必然。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和原国资委研究中心王忠明为代笔，即“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民营化”。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与此相类似，他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大方向已经定了，不需要再研究了。我则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即使循此逻辑发展，中间的改革过程则相当漫长，如果不认真研究做好顶层设计，则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和交更多的学费。实际上，目前已经和正在付出不小的代价。这在我去年发表的系列研究文章中可见一斑。
二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倡导和呼吁的“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即“对绝大部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的现代公司。”吴老的观点基本上是中共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关于国企改革的表述相一致。而且目前国资委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方面也是这样操作的，如“央企的整体上市”等。但这种“不分公益、垄断和竞争行业笼统提法和实际推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社会问题。对此，我在2011年的系列文章中有不同的表述和论证。
三是最近以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发表的观点，认为吴老的观点对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作用，但作用不大，并提出了“必须从宪政层面上深化国企改革”的问题，而且通过对租金、资源等方面分析提出的“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也与此研究报告一脉相承。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家王小鲁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他明确提出：“在国有垄断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是文不对题。”显然，他的观点和吴老的观点不同。而我是支持盛洪和王小鲁的观点的。但我的观点也有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我的研究更侧重于具体实施和操作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其代表作是去年发表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回避的五个问题”，在“价值中国”上发表后，被《求是理论网》、《中国改革报》和《中国市场》杂志等媒体转载。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问题，次表述与我的研究内容和观点不谋而合。但没有“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提法，我认为是一大遗憾。这种理论上的欠缺往往会造成实践中的诸多麻烦。
最近，关于国企改革言论受非议较大的有两位官员，一位是现任国资委主任邵宁，他在一次论坛上把“中石油”划在公益性行业，遇到舆论猛烈抨击；一位是已经卸任的钱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他在去年12月3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国进民退是一个伪问题，国有企业背了垄断的黑锅”，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也遭到了舆论的批评，认为他是“忠在党国，愧对人民。”实际上早在2011年9月20日，我就发表过一篇《国际民退和国退民进都是伪问题》的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五个问题和民营企业改革的三个问题进行过阐述，以供专家研究和决策者参考。实际上，把国有强企业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两类是不确切的，确切的分法应该是三类，即公益性、垄断性和竞争性。当然，部分垄断性国有企业兼有公益性，要不然部分垄断性国有企业为什么会享有财政补贴，因为他具有承担公共利益的职能。因此，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思考，期许我们的专家和决策者在2012年共同为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推进其他方面改革作出努力。
2012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