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恩来、邓小平等热血青年告别祖国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由于战后法国经济萧条，工作机会日渐减少。可以想象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的苦恼与无奈。由于个人的失败和民族的怨恨结合在一起，当怒火无法压抑时，就发泄到中国大使馆上。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他们拥挤在巴黎的中国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喊出的口号竟然是“给我面包”，“我很饥饿”等口号。
可以说，当时他们实实在在是迷惘的一代。在这种情绪中，一种散发着芬芳、包容一切的学说，很容易赢得青年人的热忱。他们在孤立无援中尤其渴望获得组织在一起，准备成为一群业余的革命家。他们松散地组织起来，发表一些不够激动人心的演讲，印刷一些质量粗糙的宣传品打发时间。当他们感到生活难以为继时，周恩来鼓励邓小平开办了一家“中华豆腐坊”，不知当时邓小平是否会做上一道“麻婆豆腐”？但小小“中华豆腐坊”的开办还是为这个小群体的生活有所帮助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还处在混乱与衰败之中，清王朝被彻底推翻，而共和制却没有带来人们期盼的国家尊严与强大，反而陷入了更甚的内乱与道德衰败，一种失败感弥漫中国。还是在这种情形下，像周恩来这样的对中国深深忧虑的一批青年人，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踏上了异国的国土去寻求革命的真理，但他们不得不面临理想的困惑和生活的无奈，而“中华豆腐坊”则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依靠或是一种精神寄托。
也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很多“豆腐坊”遍布城乡，但不会有全国豆腐行业协会，也绝对不会有豆制品行业的工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而“国际化”却被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实现了：虽然是由于生活所迫。
以史为鉴，以小见大。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伟大的中国革命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伟人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华豆腐”也已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是你很难相信在目前中国成立中国豆制品行业协会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不能不令人遗憾。遗憾有三：
遗憾之一。成立中国豆制品行业协会需要找业务主管部门，而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就无法登记。而无法登记就不能成立全国性的豆制品行业协会，因此，中国豆制品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就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而不能轻装前进。
遗憾之二。按照目前国家对行业协会的管理办法，对中国豆制品工业的行业管理只能成立隶属某协会的专业委员会。但专业委员会虽能开展工作，又受到非法人地位、不能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种种限制，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处处设限，行业亟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
遗憾之三。由于缺乏公开与透明的准入原则和游戏规则，给潜规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法不责众”、“信用缺失”和各种各样潜规则大行其道，给行业管理工作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而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又助长了行政管理成本的奇高、低效和恶性循环。